讀本刊2021年第三期周武忠同志的《山茶史考》，得益良多。我是搞修建的，閑暇涉覽有關書籍，偶有所得，因舉數例，以附驥尾，聊供參考。
一.“山茶”名稱的出現，因南宋刻本《全芳備祖》中已作專類著錄，至少可推至宋代，《辭源》之注釋，似應修改。
按《全芳備祖》一書，為南宋陳詠所輯。估量脫稿在理宗即位前后(公元1225年前后)，付刻期間約為寶佑癸丑至丙辰間(公元1253―1256年)，已臨南宋末祚，因此，印數不多，傳播也不廣，厥后又無再刻者，以至在是書重刊之前，國內僅存寥寥幾部手抄本，知者少少。日本則在是書傳入后，朝野看重，虔臧于宮內省圖書館，至今仍保留著臨近原書70%的計四十一卷原刻本，雖非全璧，彌足珍視。
《全芳備祖》專輯植物質料，據自序稱:“獨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備”，“所集凡四百余門”，故稱“全芳”；而涉及有關每一植物的“事實、賦詠、樂府，必稽其始”，故稱“備祖”。梁家勉先生以為:“從是書的體制上說，溯源尋流，可推為古代專以植物為對象的類書(《群芳譜》等)的起源。吳德澤先生在六十年月初，在《書林一葉》專欄專題介紹中，即譽之為“天下較早的植物學辭典”。因此，修改《辭源》注釋，并把《史考》中關于山茶一名之正式見于專類書籍的紀錄推至宋代，是有足夠史料依據的。
二.《全芳備祖》卷十九“山茶花”條:“事實祖碎錄:有紅、白二種，又有千葉者，名品頗多，不能盡錄(《草木記》)。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壯實如梨，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皂籽大。別自有一種，葉厚硬，花深紅，如中州出者(《虞衡志》)”。“賦詠祖”則更著錄了南宋時及前期詩人張蕓叟、曾南醴、曾裘甫、劉后材、王梅?G、蘇東坡、梅圣俞、徐溪月、陶弼、俞國寶、楊誠齋等人的五言、七言散句、散聯七條及詩十四首，其中如梅圣俞的“南國有嘉樹，華居赤玉枝；曾無冬春改，常冒霰雪開”一詩，似給供應了山茶北遷的線索？王梅?G的“道人贈我歲寒種，不是尋常后裔花”散句，則說明山茶至少在宋代已與道家結下了姻緣，而不僅僅聯系于釋教了。張蕓叟的“栽植奪天巧，接綴假人力”散句，則說明至少在宋代已劈頭了科學和藝術的栽植與鉆研。曾南醴的“蒼枝老樹昔誰種？照射萬朵紅相圍”散句，則供應了宋時尚存數百年(？)老山茶之事實，為宋以前栽植山茶供應了某種消息。徐溪月的“……桃葉何從來？派別疑武陵。愈出愈奇異，一見一嘆驚。”在詠述山茶品種、色澤、姿勢之余，也提到某些品種的原始產地質疑之事，陶弼的“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空山煙雨中。卻是北人偏尊崇，數枝和雪上屏風。”蘇東坡的“長明燈下石闌干，長共杉松斗歲寒。”劉后材的“青女行霜下曉空，山茶獨殿眾花叢；不知戶外千林縞，且看盆中一本紅。”等，則可知當時山茶已有露地栽植瀏覽、盆栽栽植瀏覽和畫于屏風之上瀏覽等方式，山茶之深刻生活，已臻盛期。
三.《草木記》、《虞衡志》兩書，如也可算作植物學方面的書籍，則山茶之始于著錄之時，當可更往前移。唯此事有待于專家之鉆研和評述，戔戔不敢亂議。
四.成書于民國時之辛亥老人、剡曲灌叟黃岳淵所撰周錚筆錄清算的《花經》，于山茶亦有論述，作為《史考》，似乎也應提及？而且《花經》中所提到的品種，多有《群芳譜》和《花鏡》中所未提及者，如“十八學士”、“九曲”、“明晰”、“綠牡丹”、“白牡丹”、“大小白荷”、“東方亮”、“紅餅”、“臺閣茶”、“花蝴蝶”、“玫瑰紫”、“牡丹點雪”、“墨葵”、“灑金”、“西施晚來裝”、“小桃紅”、“觀音白”、“十樣錦”、“玉樓春”、“鳳仙茶”、“紫重樓”等，由此也可分明民國時山茶品種及栽植史的一段歷程。
較后要說明的是，所引《全芳備祖》的幾處原文，標點符號都是我妄加的(由于原書無標點符號)，愿望明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