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數十年來，我國在盆景創作理論、實踐及商品化生產諸方面都取得了遠大的希望；然而，有關我國盆景生長史的鉆研始終是一個單薄環節。特殊是2021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期遺址第一次挖掘中，出土了一件盆栽三葉紋殘陶片；2021年第二次挖掘在第四文化層，又出土了一件盆栽五葉紋夾砂陶片；統一地點，還出土了方形陶盆和底部鏤有2個小孔的圓形陶盆。殘陶片反映的盆栽植物呈叢生狀，葉片寬大、葉端長尖、葉脈清晰，有學者考證后以為:五葉者可能是萬年輕，三葉者可能是蝦脊蘭。此一發現，將我國盆栽、盆景史向前推動了數千年。那么，由盆栽萬年輕到唐代對比成熟的盆景身手，這一長達數千年的時空跨越，盆栽是怎樣生長成為盆景的，脈絡仍不分明。但新近發現的一些盆栽、盆景史料，給中國盆栽、盆景生長史的鉆研，供應了極為難得的質料。本文僅對其中幾則早期盆景史料作一粗淺的分解，并將其與以往有關的史料加以比較分解，可以得出幾點較之于過去的推測更為正確可靠的結論。
一 山東濟寧“漢碑群”中的盆栽花卉圖案
圖1 崔芬墓壁畫盆山
圖2 閻立本《職貢圖》盆山
在位于山東省濟寧市鐵塔寺路北的“漢碑群”中，發現晰東漢桓(147～166年)、靈(167～188年)二帝期間的石刻，其中有《孔子見老子》畫像石和花卉盆栽圖案。(參見山東?任緒軍等《古城?事跡?古樹名花》載于《第二屆花木盆景學術交流會論文選集》)，這是國內首次發現東漢期間的可靠盆栽圖案，意義重大。由于過去在河北望都出土的東漢浮陽侯孫程(？～132年)墓道壁畫上的“六枝花盆栽”圖案，國內不少學者以為:在很洪程度上反映的不是東漢期間的盆栽，而是當時的插花。此一石刻盆栽圖案，有力地證實:盆栽始于東漢之前或更早的結論可確信無疑。
二 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墓壁畫中的盆山圖案
2021年4月2日，山東省臨朐縣繅絲廠在城南15km的海浮山南修建織綢車間時，遇到了一座古墓，文物部門舉行了拯救性挖掘，中國美術學院湯池教授親臨現場審核，在墓葬壁畫的下欄發現有17幅描繪的是墓主生前的仕途和生活排場，“其中16幅中繪有盆景和假山，從畫面上看，山石盆景玲瓏剔透，令人心曠神怡，愛不釋手。”(見圖1)(參見山東?李文奇《盆景來源小考》，載于《中國奇石盆景根藝花卉大觀》)。據墓志銘文考證:“墓主崔芬，清河東武城(今山東淄川)人，東魏末年任南討大行臺都軍長史、成烈將軍，卒于北齊天保元年(550年)，長年48歲，次年葬于冶泉之陰、浮山之陽”(參見《盆景來源小考》)。由壁畫可得出這樣兩點結論:其一，早在北齊期間或更早，我國已有了盆山鐫刻身手，與《南齊書》所載:“會嵇剡縣(今浙江嵊縣)刻石山，相傳為名”的紀錄相吻合；其二，此一盆山比唐人閻立本(？～673年)所繪的《職貢圖》中的盆山(見圖2)早一百數十年，盆山體量也顯得更為小巧玲瓏，適于作室內案頭鋪排。
三 漢、晉期間的盆栽荷花模具與文字紀錄
我國較早的盆栽荷花模具是在四川成都鳳凰山等地東漢墓中出土的土陶質盆荷，約40cm見方，深約2cm，中有泥塑之荷葉、蓮蓬、荷蕾等，顯得栩栩如生；但農史學者則以為那是蓮塘的模子，是大自然荷花池的縮影。盆荷的較早文字紀錄，則是距今1600多年前的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321～379年)的《柬書堂帖》，其中有盆栽重瓣荷花的紀錄:“敝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花不停，今已開二十余枝”。釋教自東漢永平10年(公元67年)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期間，得到了空前的生長，蓮花乃“報身佛藏身之‘凈土’”，是釋教之象征，多被用來供奉于佛座前；在釋教流行的特別期間，出現盆栽荷花模具和流行種養盆荷，是與當時的社會風俗相適應的。
圖3 盧楞伽《六尊者圖》中納貢的盆景
四 唐代盧楞伽的盆景畫
人們在關注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墓(建于706年)的盆景畫時，卻疏忽了比它稍后唐代大畫家盧楞伽的《六尊者圖》，其中“第八嘎納嘎?喇?岡幼鷲摺蓖賈校?有一個作為進見之禮物的盆景非常雅致(見圖3)。在淺橢圓形卷沿盆內，栽有兩株朱紅設色的多分杈冬態植物；兩塊黑褐色立峰呈三角形，數塊棱角分明的淺褐色石塊銜接兩石峰間，五、六枚渾圓石頭結構其間，構圖得體，山石與植物的團結完善無缺。較之于2021年挖掘之陜西乾陵章懷太子墓壁畫上的“侍女雙手所托的附石盆景”(見圖4)則顯得更為成熟而技高一籌。盧楞伽，長安人，運動于公元8世紀，曾跟聞名畫家吳道子學畫，善于山水、佛像及經變故事，畫風仔細，曾在成都、長安等地寺廟中作畫，為創作莊重寺山門壁畫耗盡血汗而逝世(見《中國美術全集》)。通過這幅畫，我們可以看到唐代在植物與山石團結的盆景上，已經到達了相當高的藝術程度。
圖4 章懷太子墓侍女手捧盆景
胡一民2021年誕生/安徽歙縣人/大專/林業工程師/編寫有《花卉》一書/著有《安派盆景》等/本會會員。